追源溯流 抽绎钩沉——陇蜀文化与文学研究述论

焦福维 蒲向明

（陇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陇蜀道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 文学与传媒学院 甘肃成县 742500）

摘要：近年来，陇蜀文化在本体研究、价值研究等方面取得了诸多成果，并在文学、历史与民族文化研究等方面亮点突出。然而学界对于相关成果尚无统一认知归属，无论是陇右文化、陇南文化或陇东南文化都不能体现这一文化的独特性，也与其产生的历史背景不符，故陇蜀文化的提出既有现实意义也符合历史真实。随着21世纪以来从文学、史地、宗教、艺术、考古、金石、民俗等各个层面本体研究的逐步深入，更彰显了这一文化的独立价值。综合来看，陇蜀文化尚需进一步深入本体研究，理清根脉体系，并在价值认识方面统一内涵与范畴，凝练其核心价值，为新时期这一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服务社会经济文化建设提供理论支持。

Tracing the Origin and Clarify Meaning o the Current: Longshu Culture and Literature Research

Jiao Fuwei Pu Xiangming

(Th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Research Center,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Media, Longnan Teachers’ College Chengxian county, Gansu 742500, China)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Longshu culture has made a lot of achievements in ontology research, value research and other aspects, and highlights in literature, history and ethnic culture research. However, there is no unified cognitive attribution of relevant achievements in the academic circle, and neither Longyou culture, Longnan culture nor Longsoutheast culture can reflect the uniqueness of this culture, nor is it consistent with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of its emergence. Therefore, the proposal of Longshu culture has both realistic significance and historical reality.With the gradual deepening of ontological studies on literature, history, geography, religion, art, archaeology, stone and stone, folk customs and other aspects since the 21st century, the independent value of this culture has been highlighted.In general, longshu culture still needs further ontological research to clarify its root system, unify its connotation and category in value recognition, and condense its core value, so as to provide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the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is culture in the new period and serve the social, economic and cultural construction.

Key words: Longshu culture;Longshu Literature;Value cognition;The above theory

自上世纪80年代起，陇蜀文化研究进入学术视野，意味着学界始将地域上唇齿相接但又区域独立的“陇”与“蜀”关联起来，进而寻绎文化上的血脉联系。当然，陇蜀并列联用历史久远，文献记载最早始自先秦，但一直到后来，联用出发点多为因地域上的毗邻而突出两地在交通及军事战略上的意义，故有“得陇望蜀”之说。就学术定位而言，陇蜀文化研究既非陇文化+蜀文化研究，也不是陇蜀道文化研究，前者失于宽泛，后者则偏于仄狭。所以，陇蜀文化的定位应是历史上陇蜀两地交叉重合的区域（包括今陇南全境、天水南部、陕西汉中西南）以及因此演变而形成的文化特性，在其形成有两大因素，其一为历代行政区划变迁；其二为陇蜀古道上的经济文化交融。故其文化形态上有多元化、叠加性、过渡性的特点。今天看来，处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版图中心位置的这块区域，在历史演变中形成了既不同于崇儒尚质的关陇文化，亦有别于深邃烂漫的巴蜀文化的独特文化。从地域文化的角度讲，其形成受两种文化的共同影响，大约在宋代之前形成了其自身的特性。自进入学术视野后，尤其是近年来，地方学者掀起了一股陇蜀文化研究热潮，也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在此，拟对相关研究略作梳理，以期更好地推动陇蜀文化与文学研究走向深入，服务于地方社会经济发展。一管之见，就教于方家。

一、 本体性研究：陇蜀文化定位、史地与交通

对陇蜀文化定位、史地与交通的研究，属于本体性研究，涉及到文化名称的概念确定、文化的组成部分、文化特色研究等内容，是全面推进陇蜀文化研究的基础工作，也是近年来陇蜀文化研究的主要内容。

（一）陇蜀文化的概念及辐射区域研究

在中华文明中确定一种文化名称需要丰厚的学术研究支撑。就地域文化的名称形成而言，最常见命名方式是考古学上以某个具有代表性的考古发现地点为中心确定文化名称，如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大地湾文化等，这类文化名称有特定的时空界限。还有一类是以一个大致的地域（多以先秦时期地域名称）板块命名的，在时间上具有面向未来延展性。这类文化的形成一般较晚，是在人类社会特别是“国家”产生之后漫长的历史演变中形成的，主要影响要素有政治变迁，民族的形成与分化，社会生产方式及经济形态等，当然地理要素处于核心地位，其它诸要素须与地理要素如区位（山川、河流）、风物（风俗、物产）、环境（地质、气候）等有机融合方可形成一种文化的独特性，一般而言称呼属于约定成俗成的，演变轨迹在历代文献中是有迹可循的，如“蜀文化”“齐鲁文化”“楚文化”“三晋文化”等， 而有些文化还可以再分成区域更小的部分，如“西蜀文化”、“陇右文化”等。故而在学术上要定位“陇蜀文化”，首先要做的工作是在历史文献中寻绎这一文化形成的根脉。

一般而言，概念形成有两种方式，一种为概念先行，然后构建内涵框架；二为随着相关研究的深入“概念”自然出现，陇蜀文化的概念确定属于后者。大致而言，陇蜀文化概念的形成经历了一个从“陇”与“蜀”——“陇蜀”——“陇蜀文化”的过程。如前所述，“陇”“蜀”各自区域所指是确定的，自《战国策》始陇蜀已并列联用，其中宋代是一个关键时期，检索文献发现，宋代陇蜀联用明显多于前代，诗文中也非常常见，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明清。实际上，从“陇蜀”本义考源发现，一直以来词义内涵“陇蜀”就有广义（泛指陇蜀两地）和狭义（甘肃南部和四川西北部）[1]之别。而狭义上的陇蜀地域基本吻合“陇蜀文化”的辐射地区。也有学者从探寻文化形成的角度来诠释概念，其旨在先确定这一文化的核心或中心地区，即有关“陇蜀道”及相关研究。

陇蜀道研究不仅仅具有地理交通方面的价值，其对于“陇蜀道文化”概念内涵的确定具有重要的意义。首先，古代交通是文化交流与衍化的主要线路。交通要道承载着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传播功能。其次，陇蜀古道现已大多废弃，理清各干道、支道路线是对相关历史文化遗存及其脉络梳理的基础工作，是今天确定陇蜀文化辐射范围的主要依据。其三，陇蜀古道文化的覆盖地区也是陇蜀文化的核心地区，具有典型性。目前，学界根据陇蜀古道的几条线路确定陇蜀道文化所覆盖的核心地区应该是“作为中国大陆腹地且自古为陕、甘、川、青四省交汇之地的今陇南地区”，辐射地区有今甘南州、天水市和汉中市。[2]

此外，“蜀道学”的建立对陇蜀文化价值内涵的认知大有裨益。据高天佑《蜀道学刍议》一文的观点：“蜀道学是以历史时期蜀道主干线及其支线的产生、起源、发展、演变为主要研究对象，并且延及以蜀道主干道及其支道为载体的历史人物、文物古迹、自然景观、民俗风情、诗词文赋、文化旅游、经济发展等等方面的一门综合性学科，是以传统蜀道交通文化、学术研究为基础的一门新兴边缘性学科。”[3]那么，作为“蜀道”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陇蜀文化”的研究范围应该是“陇蜀道干、支道辐射地区的社会变迁、历史人物、文物古迹、自然景观、民俗风情、文学艺术、经济发展”等。因这一地区也是古代“丝绸之路与蜀陇道的交叉点”，[4]自然“陇蜀文化”也应属于“丝路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价值不言而喻。

（二）历史研究

 历史研究是陇蜀文化研究的重要领域。首先，陇蜀文化的形成是历史的，大约肇端于史前时代，先秦以来各要素逐步发展，唐宋之际文化形态基本形成，明清之后由于经济文化中心转移其地理位置重要性的下降逐渐失去了更新活力。其次，大的历史事件是形成陇蜀文化根脉的源泉。如始祖文化、秦早期历史、三国蜀魏战争、汉代以来民族融合等在陇蜀历史研究中地位突出。

有关远古至秦早期历史研究方面，赵逵夫先生关于“伏羲生于仇池”“牛郎织女传说”为中心的研究，勾勒出了陇蜀远古历史的大框架，其基本的观点为：仇池山或是伏羲氏的出生地。秦人以自己所居之地的水名——西汉水命名天上的星河为“天汉”，“织女星”为纪念其始祖女修而命名。崦嵫即朱圉山，是周平王时期秦人与商奄之民西迁至此而命名（即奄兹）。他和祝中熹先生都认为，早在尧舜时期，秦先人就居住在西陲。这也为秦人起源的“西来说”（王国维最早提出）和“东来说”（傅斯年率先提出）提供了新思路。在此基础上，学术界以名物考古，文献论证等方法形成了“甘肃省礼县大堡子山的秦公族墓作为秦早期文化面貌的典型代表”[5]的一致观点。相应的，一系列历史研究次第展开：祝中熹于2004年出版了专著《早期秦史》[6]，另撰写了系列论文如《春秋秦史三考》[7]《“西邑”衰落原因试析》[8]《地域名“秦”说略》[9]《“汧渭之间”与“汧渭之会”——兼议对〈史记〉的态度》[10]等，阐释了秦早期诸多都邑名缘及历史变迁。2017年雍际春的专著《秦早期历史研究》[11]是秦早期历史研究的标志性成果。该书在总结秦早期历史研究的基础上，“系统、全面地建构秦早期历史的框架体系”，“解决了多年悬而未决的重大课题”，[12]“为早期秦史研究的集大成之作”[13]。在此之前，徐日辉的《秦国早期发展史》[14]也具筚路蓝缕之功。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史学观澜 2017》[15]在对30年以来秦早期历史文化研究综述中，也充分肯定了雍际春等人研究成果，并指出了研究中的问题。总之，“近年来大量秦早期文化遗址的发现和大范围、广视野、多角度、综合性、多元化的秦早期历史研究的兴起, 标志着全面而系统、综合而科学地开展秦早期历史与文化研究的时代业已到来。”[16]

陇南是三国后期蜀魏拉锯战争中的前沿地带，而历时两年，围绕汉中的战役更是波及今四川西北部，甘肃南部、汉中等地，而《三国演义》中诸葛亮“六出祁山”的故事更是妇孺皆知。“2015•汉中《三国演义》与三国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17]和2019年“刘备称‘汉中王’暨定军山之战1800周年学术研讨会”[18]有力推动了相关问题研究的深入；另有赵逵夫先生的《一个古老传说在戏剧中的反映——秦腔<火烧葫芦峪>的情节来源及其意义》[19]一文，以秦腔《火烧葫芦峪》故事为中心，以历史思辨思维从文献与实地考察了“葫芦峪”的地名及位置。而温虎林的《诸葛亮“六出祁山”行军路线及其战略意义》[20]《“街亭战役”研究被忽视的几个问题》[21]《建安时期马超与杨阜“陇南之战”考论》[22]等三篇文章或从当时政治经济角度宏观思考“六出祁山”的战略意义，或着眼于有争议的“街亭之战”和马超与杨阜“陇南之战”等具体问题，以实地考察和文献梳理考证等方法尝试还原历史事件的真实状况。此外，尚有《蜀汉用兵祁山与曹魏陇右战局之演变》[23]《论三国时期诸葛亮北伐的目的、行走道路及粮草供给》[24]等零星研究。总体来说，这一研究囿于文献资料的缺乏尚不成体系。值得一提的是，张希仁《三国西城的前身与今地——兼论秦“西新邑”》[25]一文，认为诸葛亮出祁山屯居的“西县城”即秦“西新邑”，与梁中效有关诸葛亮精神对于蜀道文化形成的贡献[26]的论述，同为陇蜀文化形成的历史关联性的思考，具有启示意义。

陇蜀历史上，南宋吴家将在陇蜀一带抗金保蜀战争是重大历史事件。早在上世纪60年代李蔚先生撰有《吴玠吴璘抗金史蹟述评》[27]一文。但此后20年，相关研究停滞。80年代之后复又启动，但可以检索到的6篇文章多以历史事件的评介为主，仅有杨倩描的《吴玠吴璘家族考》[28]和王智勇的《中华书局本〈宋史·吴玠吴璘传〉正误二则》[29]立足于历史辨识考证。在研究资料整理方面，有柳林先生主编的《吴玠吴璘研究资料选编》[30]一书。21世纪以来，研究成果逐渐增多，研究视野与深度均有较大开拓，特别是2019年7月中国•甘肃•徽县“吴玠吴璘暨仙人关战役”学术研讨会可谓是近年来相关研究的总结，出版的学术论文集[31]汇集全国知名专家及地方学者的论文45篇计60余万字，在资料汇集、研究思路与廓清历史事实等方面贡献突出。

（三）地理与交通研究

有关陇蜀地理交通方面的研究，重点在厘清陇蜀古道的主干道与支道的具体线路，这是近年来的研究热点，也是陇蜀文化研究的基础性工作。对此，苏海洋《陇蜀古道研究述评》[32]一文对国内二十余位学者如李之勤、瞿正瀛、严耕望、鲜肖威、高天佑、蒲向明、蔡副全、蓝勇、裴卷举、王俊英、苏海洋、刘吉平、鲁建平、曹鹏雁、石志刚、陈良伟、孙启祥、李龙、冯汉骥、宋杰、万娇、魏晴晴等人的研究成果进行了详尽梳理，认为该“研究开始于20世纪30年代，20世纪80-90年代以来，陇蜀古道的四个组成：青泥道与白水路、祁山道、阴平道、岷山道的研究都取得了很大进展”，“研究成果多，且在研究思路、方法和手段上都取得了一些突破，代表了未来历史交通地理研究的新方向”。此外，徽县于2015年10月、2017年10月两次举办有关青泥道学术研讨会，并出版了两部学术论文集，[33]有力推动了有关青泥道研究走向深入。还有一些未述及的相关文章，如赵逵夫先生的《蜀道变迁与陇南交通》[34]一文，以陇南交通方面的石刻文献为中心，阐述了蜀道变迁过程中陇南地理位置的重要性以及陇南人民在陇蜀道建设过程中的巨大贡献。

二、亮点性表现：陇蜀文学研究的三个展开领域

陇蜀文学遗产丰富，几乎每个历史阶段都有遗珍，文学研究也相对比较充分，也是陇蜀文化研究中的亮点。综合来看，陇蜀文学研究的展开主要在古代文学、民间文学和红色文学三个领域。

（一）古代文学研究

在陇蜀地方文人作品整理与研究方面的成果首推蒲向明对王仁裕及其作品的整理研究，先后出版了学术专著《玉堂闲话评注》^[35]《追寻"诗窖"遗珍--王仁裕文学创作研究》^[36]《唐末五代陇蜀浮世叙：王仁裕诗文解构》^[37]3部，对散见于“古籍中的186篇《玉堂闲话》作品进行了比勘、校订、注疏和评记，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本子，使散佚七八百年的《玉堂闲话》基本恢复原貌”，“填补了我国小说和杂史研究的空白”(侯忠义《玉堂闲话评注序》) 。此外，漆子扬多年来整理研究邢澍学术与文学作品，于2007年出版了专著《邢澍诗文笺疏及研究》，是“目前佺山先生论著的一个最完善的辑校本”^[38]。蒲、漆二位的论著可称为陇蜀古代文学作品钩沉之范例。此外，张世明以现陇南为区域范围辑录了古代“客籍人士于陇南为官者和陇南各县区本土才俊”^[39]的部分文学作品。其它涉及陇蜀古代文学的一些个案研究成果，兹不赘述。

就具体陇蜀古代文学研究而言，近年来形成的秦早期文学和杜甫流陇诗研究两个热点值得重视。首先，二者是形成陇蜀文化的重要基因。秦早期文学的文化土壤——秦文化是陇蜀文化的根脉之一；而杜甫寓陇及其创作既是杜诗学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文化传播而言，是文人入蜀的典型范例，对陇蜀文化的形成起了重要的支撑作用。

秦早期文学研究是伴随着秦早期历史、秦文化研究兴起的，因文献史料的匮乏困难较多，起步较晚，近年来在文学史断代、概念界定及主要特色成就等方面均有代表成果，研究框架基本形成。蒲向明认为秦早期文学应为“襄公以前（含襄公）时期的文学，这是秦文学的草创时期，地域上主要分布在西汉水流域或渭水—牛头河流域；其后的春秋、战国时期是秦文学的中期，秦文学的晚期伴随着秦王朝始终”。并把秦文学的概念界定为“关于秦族、秦国、秦代的文学”，[40]明确了秦文学的研究范围，具有重要的意义。此后，又对秦早期文学[41]，秦中晚期文学[42]进行了分别论述。此外，刘原从秦始祖文化的角度探讨秦文学的源头，[43]亦是陇蜀文化溯源的重要议题，值得重视。

从文化传播的角度看，杜甫流陇入蜀事件本身也影响了陇蜀文化内质的形成及演变进程。唐肃宗乾元二年（759年）立秋之后，杜甫携家西行，流寓至秦州、同谷，但因始终无法维持生计，岁末至成都。这段行程是杜甫一生中最为艰难的经历，故学界称为“流陇”。这一段时间也是其诗歌创作的高潮之一，表现在数量多（每天约1首，共计110余首），且有许多经典名篇如《秦州杂诗》《梦李白二首》《天末怀李白》《月夜忆舍弟》《同谷七歌》等。此外，从诗史角度看，杜甫流陇诗更具代表性。晚唐孟棨《本事诗·高逸第三》曰；“杜甫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 [44]这也是学界重视杜甫陇蜀诗的重要原因。苏轼说：“老杜自秦州越成都，所历辄作一诗，数千里山川在人心目中，古今诗人殆无可拟者。”[45]可以说，杜甫流寓陇蜀本事是一次文化传播之旅，其后因此而产生的文化效应是构成陇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关这一议题的研究成果丰硕，可参看陈朋《近四十年来国内杜甫陇右诗研究综述》[46]和陶鸿宇《新中国成立以来（1949～2019）杜甫秦州诗研究综述》[47]两篇文章及《杜甫与秦陇文化论集》[48]一书。在杜甫陇蜀诗研究方面，出版的专著有《杜甫陇蜀纪行诗注析》[49]《杜甫秦州诗别解》[50]《杜甫陇蜀道诗歌研究》[51]等。总之，研究者从对陇右诗的考证入手，进而考察杜甫陇右行踪路线、探究诗歌意象、思想感情和艺术特色以及陇蜀文化地理诗反映等方面展开了全方位的研究。目前也已形成了地方研究会（天水杜甫研究会，成立于2006年）、高规格学术研讨会、高质量学术论文、学术专著及学位论文等多层全方位的研究体系。其中，本地学者的贡献尤为突出，成为地方文化研究中的亮点，未来可期。

（二）民间文学研究

陇蜀民间文学研究领域，以白马藏族文学的整理与研究为代表。白马人作为“东亚最古老的部族”，集中分布在陇蜀古道阴平道一带四川和甘肃两省交界摩天岭山脉的南北两侧。其独特而古老的文化是陇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白马人及其文化得到了学界的高度关注，研究成果也遍地开花。尤其是21世纪以来，在“白马人族属、宗教信仰、语言、歌舞及其社会变迁、文化、心理等方面的研究成绩突出”。具体参看曾维益《白马藏族及其研究综述》[52]、蒲向明《近三十年来白马人研究状况述论》[53]、刘进《白马人文化研究现状及路径选择》[54] 、王艳《新时期白马人研究评述与展望》[55]等论文。文学研究领域，近十年来也成果斐然。陇南师专蒲向明团队在白马藏族文学的整理与研究方面贡献卓著，完成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白马藏族文学的整理与研究”工作。团队总计获得的近60G的数据资料，350余万字文字记录，5万多张图片，约120小时音频资料，近80小时视频资料，是非常宝贵的第一手研究资料。此外，从最大可能全面而原味留存白马人口头文学资料的角度出发，出版了《陇南白马人民俗文化研究故事卷》[56] ，计40万字，分别记录了文县白马人的创世神话、族源神话、起源神话、神灵神话、英雄神话等。与1982年出版的《四川白马藏族民间文学资料集》[57]互为补充，基本完成了四川、甘肃两地白马人文学资料的整理工作。在此基础上，对白马人口头文学的两种形态——散说体和韵说体分别进行了考述，尤其对长篇英雄神话故事《阿尼嘎萨》的搜集整理和学术研究意义重大。当然，在这一学术研究领域，其他学者如赵逵夫、杨士宏、王艳等的研究成果也是有益补充，兹不展开。

陇蜀民间文学是座宝库，大量活态传承的口头文学如山歌、传说、故事等资源丰富。近年来地方有识之士做了卓有成效的整理与研究工作，出版了《陇南民间文学选》[58]《中国民间故事丛书（甘肃陇南文县卷）》[59]《西和乞巧歌》[60]《仇池山歌》[61]《秦岭民歌》[62]《杏花雨:陇南传奇》[63]《陇南谣谚》[64]《陇南老山歌》（上下）[65]等著作。这些基础性工作对保存极易散失的口头文学是至关重要的，也为研究工作提供了宝贵的文献资料。在此基础上，论者从“陇南民歌、方言的表达特色与艺术功效”[66]“文化意蕴及审美价值”[67]等方面作了诸多探讨。值得注意的是从民间文学作品去探究陇蜀文化根源的相关研究，如赵逵夫先生从神话学、古籍学等角度对西和乞巧歌的研究[68]。陈江英从陇南民歌与先秦风土歌谣的关系入手，对西汉水上游民俗文化对秦早期文化的接受与诠释[69]等。这些成果对于抽绎、凝练陇蜀文化精髓提供了思路。

（三）红色文学研究

陇蜀大地如哈达铺、两当等地是重要的红色圣地，留存了不少红色文学作品，近年来始进入研究视野。关薇把“土地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红色文学作品分为红色歌谣、标语、红色诗词、纪实文学（长征日记、回忆录、历史纪实与传记、报告文学、报刊文献资料）等几部分，并在文献综述的基础上分析了其特点与价值。[70]从认知角度而言，相对于文学价值，这些红色文学作品的精神价值更值得重视，应深入挖掘，最终汇入陇蜀文化的母系之中。

三、生发性探讨：陇蜀宗教、民俗艺术与考古金石

陇蜀文化研究中，对于宗教、民俗艺术与考古金石的研究，都是生发性的，即表现出滋生和发展的基本特征。

（一）宗教、民俗艺术

宗教信仰是民族文化形成的源头，也是民族文化律动的脉搏，一旦形成相对稳定的民间信仰，就会对其它文化形式如文学、艺术、民俗等甚至社会政治演进和经济生产方式产生深远而广泛的影响。陇蜀文化的形成也是多民族文化相互影响的结果，历史上，氐、羌、藏、回等少数民族广泛生活在这一地区，形成了丰富多元的民间宗教信仰。尽管有些在今天因为民族变迁、融合等原因其存在形式发生改变或已在现实生活中消亡，但作为文化基因，潜隐于各类文化之中发挥作用并将继续延续下去。

就唐宋以来留存下来的道教碑刻、遗迹加之文献纵向考察发现，道教特别是三清信仰在陇蜀地区宗教中一直以来占据主流位置，[71]诸如张果、[72]张三丰[73]等事迹在当地更是广为流传，在学术研究上也得以应证。与地域上跨南北相应的是民间道教信仰具有南北合流的特征。

就少数民族宗教研究而言，因白马人宗教活态形式保存较好，相关研究也较为充分。白马人的宗教信仰以自然崇拜为基本特征，但在长期与汉民族的交流中其宗教信仰也有融合。[74] 拉先在对白马藏族的宗教祭祀仪式如净化、朵玛、灵器、牺牲、招魂及诵文进行了考释与解读后，认为其属于原始苯教的活态文化形式。[75]杨峰对白马藏族“神案”仪式，进行了宗教人类学解读，认为其具有道教文化、佛教文化和自然崇拜的相互融合的独特之处。[76]总之，无论是从田野考察还是文化渊源分析，苯教仍然是白马藏族信仰的主流，同时呈现出与佛、道及民间信仰等宗教文化共生并存的现象。也印证了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碰撞、融合现象。[77]同样，“宕昌藏族宗教信仰也受藏、羌、汉等文化的影响明显”。[78]

有关陇蜀艺术研究近年来也呈现多点开花之势，举凡地方戏剧、建筑、美术、音乐、舞蹈等方面均有所涉猎，这些艺术类型大多以民俗活动为载体，故相关研究均不能脱离“民俗”这一母体，如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七夕节（乞巧节）、两当号子，池歌昼等研究较为充分。

以白马人“池哥昼”傩舞的研究为例，举凡服饰、面具、音乐、舞蹈等内容均有整理研究，如陇南市政协主编的《白马人民俗文化研究丛书》分为舞蹈卷、歌曲卷、服饰卷等[79]。相关研究主要有艺术形式与风格的探讨、文化内涵的阐释等。如杨扬对于其“音乐形态与音乐行为上都呈现出二元对立统一关系形态”的分析；[80]张益琴对于池哥昼傩音乐要素的研究；[81]何晓兵对于其民歌的描述与解释；[82]余永红对于其木雕傩面具民族特色的考述；[83]蒲向明对于傩舞戏从表演艺术、[84]文化层累现象、[85]表演内容、[86]服饰艺术[87]等的系列考察，初步建立起了白马藏族艺术研究的体系。

目前陇南乞巧民俗艺术研究中对乐舞本体研究较少，如晚月对乞巧乐舞仪式的神秘“幻境”现象的探讨，[88]刘佳从民俗学的角度对乞巧舞的舞蹈种类、舞蹈形式、舞蹈队形以及伴奏音乐等方面的分析，可谓凤毛麟角。[89]究其原因，正如张芳的调查论断，由于活态传承中遗失现象严重，“在现代文明冲击下乞巧成式微状态已是必然”。[90]相对而言，更重要的研究着眼于在文化溯源与解读方面试图重构这一古老民俗的原貌，如日本人出石诚彦从文献学的角度对“银河”与“汉水”联系的考察及对“牵牛织女传说”及“七夕”风俗系统梳理，[91]被赵逵夫先生认为是“20世纪研究中国的牛郎织女传说与七夕风俗最系统、最深入也最具创造性的论文之一”。[92]

在此基础上，赵逵夫先生对陇蜀乞巧民俗做了系统探源解读工作，并主编了《西和乞巧节》[93]一书。带动之下，有关这一民俗研究还有涉及“乞巧歌”“乞巧祭祀”等本体研究部分，近年来也出现了“高原现象”，研究水平有了整体提升”。[94]

陇蜀戏剧种类繁多，除各地盛行的除大戏“秦腔”外，尚有明清以来的地方小剧种如“武都高山戏”“陇南影子腔”“陇南花灯戏”“陇南小曲戏”“西秦腔”“眉户”等。近年来这些小剧种也进入研究视野，如杨立对陇南花灯戏“原型”[95]及美学特征[96]的探讨；石旭东对于武都高山戏音乐文化特征与演唱实践的研究[97]；蒲向明对于陇南影子腔、[98]玉垒花灯戏[99]等系列研究基础上，论证了这些剧种在“陕甘川陇蜀道文化多维浸染下”所具有的“陇蜀复合文化背景”特征。

陇蜀民间美术资源也非常丰富，但缺乏系统整理，影响了对其价值的认识与利用。余永红从史前文化的延续、周文化的承传、秦文化的遗风和氐羌文化的余韵等角度分别探讨了“抓髻娃娃”为代表的原始崇拜美术文化、以春官《春牛图》为代表的牛耕美术文化、以“乞巧”和“香包”为代表的女红美术文化和以“池哥昼”“羊皮鼓舞”为代表的巫傩美术文化等。[100]属于陇蜀民间美术文化的优秀代表，值得进一步推进。

（二）考古与金石文献整理

考古是陇蜀文化提出的重要支撑，相关成果大约涉及秦文化、伏羲文化、古道文化（陇蜀古道、茶马古道）、石窟文化、经济农业等方面。总体来说，除礼县大堡子山秦陵园之外，考古研究成果比较单薄。有关秦早期文化的考古主要以20世纪90年代礼县大堡子山抢救性考古发掘为中心，对墓葬特点及出土的青铜器的考证基本确定了其为“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的秦公陵园”，也“证实了《秦本纪》《秦始皇本纪》及《秦纪》对早期嬴秦历史记载的真实可靠性。”[101]2004年以来，由北京大学、西北大学、中国国家博物馆、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承担的“早期秦文化考古”项目启动，先后调查了西汉水上游、牛头河流域、汧河中下游, 发掘了礼县鸾亭山、西山坪、大堡子山、清水李崖、甘谷毛家坪等遗址，获得了重大发现。[102]数十位学者及考古专家发表过上百篇论文，研究问题从秦人族源及迁徙、诸侯国建制到墓主人[103]、人殉[104] 、乐器坑、[105]铭文[106]、饰片[107]等细节问题，逐步深入。总之，迄今发现了西汉水流域、牛头河流域和甘谷朱圉山三个早期秦人活动中心，为早期秦文化探索、秦早期都邑研究和秦戎关系提供了资料。[108]就考古成果看，“新石器时代早期前仰韶文化时期，渭河上游和嘉陵江上游考古学文化就已经呈现出相同的面貌”。可推测陇蜀两地在“距今7000年前后，陇山以西渭河上游与四川北部的嘉陵江上游地区已有间接的交流”，而祁山古道至迟至春秋战国时期已经成为一条沟通中原、川蜀与西方文明发生联系的国际通道，[109]这些成果对陇蜀文化源头探索提供了事实依据。

陇南佛教石窟属于甘肃五大石窟区域之一，诸多在陇蜀古道上的石窟艺术也是陇蜀文化交流的见证，可称为一条佛教文化传播的“陇蜀道”。[110]余永红通过对西和县法镜寺石窟、八峰崖石窟与成县大云寺和佛爷台石窟造像的对比，分析了其艺术特征的形成。而王百岁近年来通过对西和县法镜寺石窟、八峰崖石窟、成县甸山石窟、大云寺石窟、五仙洞石窟、徽县竹林寺石窟等进行了具体深入的调查研究，[111]基本呈现了陇南石窟的历史现状。

经济农业方面，有蒲向明[112]、鲁建平[113]对陇蜀盐井及易盐的梳理、蔡副全对于宋代茶马交易[114]、南宋赋役制度[115]的考述，兹不细述。

近年来，本地学者对陇蜀金石文献的整理方面贡献巨大，前有赵逵夫先生主编的《陇南金石校录》[116]，收录并校注了从商代至民国时期现陇南市行政区域内的金石文献条目计7000余条；后有蔡副全以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出版的《陇南金石题壁萃编》[117]，收录陇南及周边地区殷商至清代金石题壁、砖铭瓦当、封泥玺印等560余条。就陇蜀文化意义论，二著既是陇蜀文化研究的重要资料，“填补了甘陕川相关毗连区硬档案的空白，也是陇蜀古文明的实证，对延续文化根脉意义重大”。[118]

四、价值认识研究及陇蜀文化研究展望

陇蜀文化价值的认识研究，虽已展开但要持续加强，而就陇蜀文化与文学研究来看，还须解决许多学理问题。

（一）对陇蜀文化价值的认识研究

相对于陇蜀文化本体研究，对其价值的认识论研究显得单薄得多。一方面，这是一般文化研究的基本规律，因为本体论研究是基础，研究深度与广度决定了对其价值的认知程度；另一方面，陇蜀文化尚未得到学界广泛认可，外延不清晰，导致对其内涵方面认知的碎片化与模糊性现状存在。故整体推进陇蜀文化研究，首先要解决这一学理问题，这也是陇蜀文化认知研究的基础。因为对某一文化价值的认知又反过来会指导促进其本体研究，最终形成研究持续深入的良性互动。

首先，陇蜀文化的提法无论是呼之欲出或正式提出（徽县于2022年2月成立了“徽县陇蜀文化研究会”），在学术上尚须经过严密论证并得到一致的认可，尤其是在对其价值的独特性与不可替代性方面需展开深入论证研究。就目前而言，随着本体研究的深入，这一问题的解决迎来了最佳时机。

赵逵夫先生从“中华文明的曙光最先亮起的地方”“秦人早期发祥之地”“南北朝以前氐族、羌族的活动中心”“蜀道与茶马古道覆盖区”[119]几个方面对历史上这一地区的文化做了概括，在认识这一文化价值、凝练核心内涵方面具有指导意义；其它如蒲向明对祖脉文化、秦早期文化[120]的论述，成果较为零散，尚不能构成陇蜀文化价值的认知体系，需深入下去。

相关研究中，聚焦于杜甫对当地文化贡献者的成果也不少，聂大受在《杜甫与陇右地域文化》[121]第二部分从“诗史地位”“对陇右的全景描绘”“对陇右文化艺术的拓展、延伸”“陇右遗迹和诗作对当地文化建设、经济发展的作用”四个方面探讨了“杜甫陇右之行及诗歌创作的文化意义”。认为其“诗歌融入浓郁的地方特色，将蜀道文化区域内古老的交通栈道、码头文化、渔猎文化、商业文化、歌舞音乐艺术等良性互动，保留了极为珍贵的文化史料，产生跨越时空的传播效果”。当然，影响是相互的，我们在感念杜甫对陇蜀文化作出卓越贡献的同时，不可否认的是陇右地域文化对杜甫诗歌创作的影响，我们可把这种现象称之为“文化互惠”。但总体而言，研究还不够全面深入，尤其在凝炼杜甫对陇蜀文化核心价值方面尚未有代表性成果。

（二）陇蜀文化研究思考与展望

随着国家复兴传统文化和文化走出去战略的推进，肩有建设华夏文明创新区重任的甘肃迎来了千载难逢的好时机，作为陇东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陇蜀文化还具有链接巴蜀文化的重要价值，如何进一步推动该文化在本体研究、价值研究、创新转化与走出去等方面走向深入，是研究者面临的主要任务。

首先，需继续深入本体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厘清陇蜀文化与陇右文化、巴蜀文化的关系，进而确定陇蜀文化的概念、内涵与外延。陇右文化与巴蜀文化作为两种学界认可的成熟文化形态，陇蜀文化无疑与二者具有较近的渊源关系，而二者又不能完全代替陇蜀文化，这是须在学理上首先解决的问题。

其次，要继续在深入抽绎陇蜀文化根脉的基础上凝练其文化特性，对其价值的研究要置于这一框架内思考。推动形成在以祖脉文化与秦早期文化为代表的陇蜀文化源头研究；陇蜀道历史文化为代表的陇蜀文化的主干网络构建研究；以少数民族历史文化为代表的陇蜀文化形态的特色研究三个支撑点，在此基础上丰富完善这一文化的网络体系与多维层级。

再次，推进文化创新转化研究。创新转化是文化研究的目的，也是判断这一文化活力与价值的标准，更好地传承并发扬光大使其惠及当代后世亦须创新转换。目前虽有有关民族乐舞、民俗美术等艺术进入校园的实践研究或对外交流展演活动，也有民族服饰、器物等方面的文创、文旅产品创新，但大都处于低层次的嫁接或模仿阶段。表现在普及面不广，传播方式简单，文化附加值低等问题依然突出。

最后，加大力度推动文化交流与走出去战略。在政府层面，一方面需积极建立与邻近文化特别是有交叉重合的陇右文化、巴蜀文化交流的平台与渠道。借鉴其文化研究与创新以及服务于地方社会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尤其是要把具有交融互鉴的部分做成“大蛋糕”，如积极总结成果参与陕西、四川两地发起并组织实施的世界文化遗产“蜀道”的申遗工作；另一方面还需大力支持推动陇蜀文化走出去。对研究者而言，在研究中除了要清晰陇蜀文化特色定位之外，还需把重点放在文化的传播与交流方面。在这方面，蒲向明有关“亲近性和落地化”“叙述情境的故事化”“创编理念的故事语境、文化语境、现实语境”“文化陇右文化、巴蜀文化品牌建设”“不同类型的人才队伍建构”“政府主导下的国际文化传播”等六个方面的有关甘肃文化走出去策略与路径的建议具有现实指导意义[122]，已作为甘肃省政府的专题咨询报告，如此视野，陇蜀文化研究才会更有大作为、再上新台阶。